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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响应民声"到"致疯家长":中小学减负难在哪

2019-11-04 09:00

11月的第一个周末,南京一些中小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作业又回来了!”在历经一个多月复杂的焦虑情绪之后,作业本“熟悉的配方”让学生和家长都“安心”了。对于南京家长王女士来说,尽管就读名牌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现在的家庭作业量让她还不够“满意”,但多少意味着一种“回归正轨”。

从“响应民声”到“致疯家长”:左右为难的减负行动

今年9月份开学以来,江苏部分城市教育部门的“统一”减负行动,包括:不布置笔头作业,没有“惯例”的各类单元测试、周测试、月测试,不允许带作业到学校批改,要求学生不透露自己的课外培训项目等,令当地家长深感焦虑,特别是面临小升初和中考的家长,纷纷向教育部门发出质疑,也导致了网文《南京家长已疯》获得“刷屏”转发。

这篇目前阅读量超过“十万+”文章中直接点出,家长们“发疯”的焦点在于,“今天你闹着减负,明天升学考试会为了你而降低难度吗?还是高考会因为看你快乐而特招你?”

10月30日,南京市教育局连夜发出回应,坦陈:近期该市确实开展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但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

在南京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后的次日,一些学校的书面作业就悄然“回归”了。

王女士告诉记者,正在南京一所以“鸡血”而闻名的名牌小学上三年级的女儿,每天语数外三门主课的课内笔头、口头作业一般需要花两个小时完成,而老师“明示或暗示”的课外作业量每天基本也需要花一个多小时完成,“考试更是每周小考,每月大考,期中期末考试前集中考。”

“这次的减负非常仓促,让家长无所适从。老师直接说,按照要求没有笔头作业、没有单元测试,希望家长在家自己‘争气’,不要耽误了孩子。”王女士苦恼地质疑,“这不是把学习的压力都转到家长身上来了?”

减少作业量、减少考试频次、严禁超纲教学……这些本是学生和家长的集体诉求,专家学者的理性建议,而各级教育部门也把这些“心声”认真考虑,并当作“民心工程”来部署了减负行动,何以“让家长都发疯了”?

专家:高分高考是根源单方面减负治标不治本

对于此次教育减负带来的连锁反应,记者采访了多位教育专家、考试专家和心理学专家深入解读。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是多年研究高考的专家,他直言,只要还有高考制度,只要“唯分数论”“唯名校论”的观念存在,那么“减负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落实,任何单方面的减负行为,都无法阻止对名校和分数狂热的家长们。”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刘献君也坦言,考上名牌高校带来的光环让高考成了千军万马挤破头的“独木桥”,“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还是很紧缺,现在,有92%的本科生到不了一流大学去学习。为什么家长会疯狂?都是为了让学生能进大学,进大学里的名校。”

“高考是指挥棒,定下要上名牌大学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上好的高中、初中、小学乃至于幼儿园。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在高度重视教育的亚洲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移民到国外多年的华裔,例如美国的‘虎妈’,即使脱离了中式教育的环境,也依然保留着中国家长的心态。”刘海峰在采访中并不讳言,统一高考制度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习压力过大负担过重,学生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还一定程度上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

实际上,很多基础教育中产生的问题到了大学阶段才显现,“很多学生进了大学不想学习或者学习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弱。这已经是中国高校中一个比较普遍和严峻的现象,尽管导致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不得不承认与中小学教育过度有很大的关系。”刘献君告诉记者。

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昌凯也注意到,在近年的PISA测试(Program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中,中国学生的成绩尽管在全球依然名列前茅,但如果把课后作业时间与成绩进行对比,就发现,花费了大量学习时间得到的成绩,却并没有比相对时间花费比较少的国家学生高出很多,“但却导致了学习兴趣减低,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学生发展个性潜能。”

何以解负: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刘海峰看来,“基础教育减负只能疏导,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合理范围。只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改变唯分数论的情况,也很难改变高考定终身的现状。”

“高考能做的就是内容改革,选择和设计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对基础教育评价有一个实质性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高校探索更丰富的多元化综合评价录取制度,通过保送生制度、加分特招、自主招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全面特色。”刘海峰也强调,当然,这也需要同时推进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的相适应,才不会引发公平性问题。

陈昌凯认为,正是“怕输”的心理,不仅让家长“唯分数论”,也让学校、老师“唯升学率论”,这种弥漫在全社会的压力最后全部压在学生的身上,“在激烈的竞争中,学习成绩可能还可以,但创造力会大幅下降。而这样的人才和教育模式,与强调创新的未来就业环境是相悖的。”

“学生本身无法逃避这种全社会制造出来的压力,那么就需要家长和老师来增加缓冲带和屏障,保护学生的学习能力。”陈昌凯建议,家长和老师的耐心很重要,如果跟随着焦虑感的“指挥棒”,那么减负的结果就可能是越减越重,反而养活了大批校外辅导机构。,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刘海峰也以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歌》,给“为了教育而狂热”的人们浇上一盆“冷水”。据中新网  

记者 申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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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第一个周末,南京一些中小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作业又回来了!”在历经一个多月复杂的焦虑情绪之后,作业本“熟悉的配方”让学生和家长都“安心”了。对于南京家长王女士来说,尽管就读名牌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现在的家庭作业量让她还不够“满意”,但多少意味着一种“回归正轨”。

从“响应民声”到“致疯家长”:左右为难的减负行动

今年9月份开学以来,江苏部分城市教育部门的“统一”减负行动,包括:不布置笔头作业,没有“惯例”的各类单元测试、周测试、月测试,不允许带作业到学校批改,要求学生不透露自己的课外培训项目等,令当地家长深感焦虑,特别是面临小升初和中考的家长,纷纷向教育部门发出质疑,也导致了网文《南京家长已疯》获得“刷屏”转发。

这篇目前阅读量超过“十万+”文章中直接点出,家长们“发疯”的焦点在于,“今天你闹着减负,明天升学考试会为了你而降低难度吗?还是高考会因为看你快乐而特招你?”

10月30日,南京市教育局连夜发出回应,坦陈:近期该市确实开展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但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

在南京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后的次日,一些学校的书面作业就悄然“回归”了。

王女士告诉记者,正在南京一所以“鸡血”而闻名的名牌小学上三年级的女儿,每天语数外三门主课的课内笔头、口头作业一般需要花两个小时完成,而老师“明示或暗示”的课外作业量每天基本也需要花一个多小时完成,“考试更是每周小考,每月大考,期中期末考试前集中考。”

“这次的减负非常仓促,让家长无所适从。老师直接说,按照要求没有笔头作业、没有单元测试,希望家长在家自己‘争气’,不要耽误了孩子。”王女士苦恼地质疑,“这不是把学习的压力都转到家长身上来了?”

减少作业量、减少考试频次、严禁超纲教学……这些本是学生和家长的集体诉求,专家学者的理性建议,而各级教育部门也把这些“心声”认真考虑,并当作“民心工程”来部署了减负行动,何以“让家长都发疯了”?

专家:高分高考是根源单方面减负治标不治本

对于此次教育减负带来的连锁反应,记者采访了多位教育专家、考试专家和心理学专家深入解读。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是多年研究高考的专家,他直言,只要还有高考制度,只要“唯分数论”“唯名校论”的观念存在,那么“减负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落实,任何单方面的减负行为,都无法阻止对名校和分数狂热的家长们。”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刘献君也坦言,考上名牌高校带来的光环让高考成了千军万马挤破头的“独木桥”,“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还是很紧缺,现在,有92%的本科生到不了一流大学去学习。为什么家长会疯狂?都是为了让学生能进大学,进大学里的名校。”

“高考是指挥棒,定下要上名牌大学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上好的高中、初中、小学乃至于幼儿园。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在高度重视教育的亚洲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移民到国外多年的华裔,例如美国的‘虎妈’,即使脱离了中式教育的环境,也依然保留着中国家长的心态。”刘海峰在采访中并不讳言,统一高考制度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习压力过大负担过重,学生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还一定程度上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

实际上,很多基础教育中产生的问题到了大学阶段才显现,“很多学生进了大学不想学习或者学习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弱。这已经是中国高校中一个比较普遍和严峻的现象,尽管导致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不得不承认与中小学教育过度有很大的关系。”刘献君告诉记者。

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昌凯也注意到,在近年的PISA测试(Program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中,中国学生的成绩尽管在全球依然名列前茅,但如果把课后作业时间与成绩进行对比,就发现,花费了大量学习时间得到的成绩,却并没有比相对时间花费比较少的国家学生高出很多,“但却导致了学习兴趣减低,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学生发展个性潜能。”

何以解负: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刘海峰看来,“基础教育减负只能疏导,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合理范围。只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改变唯分数论的情况,也很难改变高考定终身的现状。”

“高考能做的就是内容改革,选择和设计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对基础教育评价有一个实质性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高校探索更丰富的多元化综合评价录取制度,通过保送生制度、加分特招、自主招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全面特色。”刘海峰也强调,当然,这也需要同时推进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的相适应,才不会引发公平性问题。

陈昌凯认为,正是“怕输”的心理,不仅让家长“唯分数论”,也让学校、老师“唯升学率论”,这种弥漫在全社会的压力最后全部压在学生的身上,“在激烈的竞争中,学习成绩可能还可以,但创造力会大幅下降。而这样的人才和教育模式,与强调创新的未来就业环境是相悖的。”

“学生本身无法逃避这种全社会制造出来的压力,那么就需要家长和老师来增加缓冲带和屏障,保护学生的学习能力。”陈昌凯建议,家长和老师的耐心很重要,如果跟随着焦虑感的“指挥棒”,那么减负的结果就可能是越减越重,反而养活了大批校外辅导机构。,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刘海峰也以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歌》,给“为了教育而狂热”的人们浇上一盆“冷水”。据中新网  

记者 申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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